众所周知，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为了获得政权，欧洲古典社会民主党普遍采用了单纯依赖议会道路的战略，即唯议会主义战略。笔者认为，在实践中这一战略逐渐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社会民主党最终因固守这一战略而招致自我毁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并非是某一国家的特例，而是普遍现象。本文试图对这一点加以论证。本文重点分析的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同时对奥地利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挪威等国的历史也做了一下简要的回顾。

德国

大致可以说，社会民主党是在十九世纪后期欧洲无产阶级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登上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世界实行普选权——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拥有议会选举权的历史其实并不长。在此之前，资产阶级与其它统治集团一直长期独占议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因纳税、财产、教育等资格限制被排除在议会选举之外，那时的议会纯粹是一个阶级议会，而不是全民议会。早期工人运动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争取选举权的历史。《共产党宣言》发表时，欧洲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选举权，《宣言》将“争得民主” 即争得普选权视为当务之急。186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身）建立时，对争取选举权自然也义不容辞。时任德国首相的俾斯麦认为，与其始终拒绝改良直至引发革命，还不如在工人运动尚未强大的时候就主动地授予无产阶级选举权并加以控制为好。满脑子旧式贵族家长观念的俾斯麦，自信获得选举权后的工人阶级仍将继续听从他这样的贵族老爷的教导，而不会去支持乱党。1866年，他将此付诸实施（不过德国议会并不掌握实权，而且在最大的普鲁士邦一直实行三级选举制，而非直选）。出乎其所料的是，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俾斯麦对其当初的决定懊悔不已，于1878年制定了“反社会民主党人法”来进行补救。再次出乎其所料的是，社会民主党不仅经受住了打击，反而继续壮大。1890年，“反社会民主党人法”被迫取消。

此后直至一战爆发，围绕着如何取得政权这个核心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大致经历了如下的演变过程。

社会民主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正日益分裂为直接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处于多数地位。既然如此，在争得普选权后，无产阶级就能够通过选票获得议会中的多数。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将自己的代表送入议会，最终形成多数，掌握政权，然后彻底改造资本主义（这也就是托克维尔们所担心的“多数人的暴政”）。

社会民主党也认识到，当他们获得议会多数或将要获得多数时，资产阶级不但不会将其财产和统治拱手交出，不但不会“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反而会发动“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用非法的暴力手段来摧毁社会民主党的合法选举成果。社会民主党应该做好应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局面的准备，做好自卫和反击的准备。为此，首先就要积蓄自己的力量，同时还要防止在议会外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以免在自己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就与资产阶级过早地爆发决战。另外，对于议会外斗争，从其低级形式到最高形式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原则上持支持态度，但是对于将来具体如何进行，则是模糊不清。

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大战之前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德国第一大党的地位。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势不可遏，令资产阶级束手无策，距离最后的胜利似乎是指日可待。

但是在发展壮大的同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首先，议会选举中的巨大成功，使社会民主党日益满足和依赖这一方式而不愿再去尝试其它的斗争方式。其次，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壮大，产生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后果。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面前，本来是除了“锁链”以外一无所有，本来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主动权在自己一边，不过现在他们通过斗争已经拥有了庞大的组织和不容忽视的地位，他们越来越看重这些斗争成果，于是战果转化成了包袱。社会民主党开始变得患得患失，还没有“失去锁链、获得一切”，就开始产生保守心态了。对失去既有成果的担心，又反过来促使社会民主党越发依赖于议会道路，唯恐在议会外的斗争，会让资产阶级找到借口，毁掉他们的既有成果。此消彼长，彻底改造社会的要求在他们的目标中的地位则是越来越轻。

对这种观念最有代表性的阐述就是党的理论权威卡尔•考茨基在大战前几年开始倡导的“疲劳战略”。（2）考茨基虽未完全认定，但事实上已基本倾向于认为，只有在获得议会多数之后，在无产阶级的全部或绝大多数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之后，在面临与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决战时，才有可能和有必要进行议会外斗争；在此之前，不应该鼓励群众在议会外自己直接行动，不应该将议会斗争与议会外斗争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议会外斗争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有前途的。权利的表达或民意的表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议会投票，一种是议会外直接行动。多数也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选票数，一种是人头数。如此一来，社会民主党就让无产阶级放弃了直接行动的权利，放弃了在议会外——街头和车间——形成多数的权利和反抗资本统治的权利。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除了参加议会投票之外，无产阶级只有规规矩矩地呆着的权利。如同之前爱德华•伯恩施坦所提出的浅薄的“修正主义”观一样，考茨基的这些观点尽管看起来似乎比前者更为深刻，但其实也并非什么理论独创，只不过是对已经形成的经验的事后简单加工罢了。

迷信议会、迷信合法手段和惧怕群众在议会外直接行动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下去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相信单纯依靠议会手段就会取得最后的成功，相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完全能够用议会的合法的方式解决，相信资产阶级也会永远遵守议会规则。于是乎资产阶级破坏法律毁灭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成果和剥夺其合法存在的权利的危险不存在了，对决战胜负的担忧演变为干脆否认决战的存在。这实际上是企图仅仅依靠党，确切地说是靠党的上层、党的议会党团（3）在议会内的行动来完成只有依靠整个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才能完成的任务。这种唯议会主义战略，单纯议会战略，片面议会战略，尽管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被明确写入党纲（社会民主党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和1925年海德堡纲领），但事实上早在大战爆发前就已经在党内占据支配地位了。

罗莎•卢森堡当时就反对这种唯议会主义的幻想，反对将议会斗争和议会外斗争割裂开来。（4）她指出，一方面唯议会主义论夸大了议会外斗争的危险性，并非所有的议会外斗争都会招致与资产阶级的过早决战，另一方面，唯议会主义又对议会外斗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毫无认识。

单纯依赖议会道路难以实现其所欲达到的目标——获得议会多数。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其生存、工作的具体状况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只通过日常的宣传手段而全部组织起来。即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工作不被打断而长期进行下去，他们也难以做到将无产阶级的全部或绝大多数吸收为其成员或支持者。无产阶级中肯定有大量的阶层，或者对政治活动漠不关心，或者追随资产阶级政党。单靠议会手段和日常工作是不可能改变他们的这种状况的。与之相比，在街头和车间采取直接行动时——比如群众罢工，无产阶级会更容易地冲破部门、阶层、地区、政治倾向等种种束缚，一起投入到斗争中去，从而实现本阶级的统一和团结。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将随着这一斗争而扩大。不是只有组织强大到已控制了多数群众时才能进行议会外斗争，而是只有通过坚决的议会外斗争才能吸引广大群众加入到组织中来。

除了带来直接的物质和组织成果外，尤为重要的是，议会外斗争的锻炼得以使无产阶级能够积累与资本进行斗争的经验，增强反抗资本的信心。只有拥有了经验和信心以后，无产阶级人数上的优势才会发挥出实际的效用。纵令按照考茨基们设想的那样，无产阶级不用经过任何议会外斗争就获得了议会多数，那么到时候面对资产阶级的叛乱，没有经过任何议会外斗争锻炼的无产阶级又怎能对付得了呢？

议会外斗争对争取选民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直接对立的两大阶级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和其他的中间阶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斗争中，都需要争取这些中间阶级的支持。这些中间阶级是很难用单纯的经济纲领来加以吸引的，他们拥护的常常只是斗争中更加强大的一方。他们要么跟在资产阶级后面欺压无产阶级，要么跟着无产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他们既可能充当反抗者，又可能充当压迫者。人们总是喜欢追随强者的。无产阶级若是不能在议会外斗争中充分显示自己力量的强大和意志的坚定，而是一味地逃避退缩，那么中间阶级肯定就会倒向资产阶级；反之，则会成为无产阶级的拥护者（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就是以其坚决、有力的进攻，赢得了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或中立的。而希特勒的获胜则是右翼势力通过议会外斗争获得中间阶级支持的典型，参看后面的论述）。

卢森堡的批评被党视作异端，本人则遭到打压排斥。顺便指出，战前卢森堡与考茨基论战时，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没能参与进去，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唯议会主义在实践中不仅存在着如上诸多缺陷，更危险的是，还暗含着使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颠倒的极端趋势。最初和本来应该是，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和工具社会民主党，利用包括议会在内的各种手段来行自我解放。但是在实践中，党成了与议会的结合体，逐渐把议会方式看作唯一的和至高无上的，也就是把党自身或党的利益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如此一来，本末发生了倒置，手段变成了目的。社会民主党，不再是无产阶级至上主义者，变成了议会至上主义者。作为议会道路的受益者，党的领袖们变成了一群工运议会官僚，一群寄生在工人运动躯体上的官僚。社会民主党对自己的现状，对自己在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地位，对自己在资本秩序内获得的些微蝇头小利心满意足，他们不再致力于通过议会道路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而是致力于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和对现状的维持。本来社会民主党应该与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不同的利益”，现在，尽管无产阶级还没有失去锁链，但是他们已经“赢得了一切”。长此以往，当无产阶级的利益能够且只有用包括议会外方式在内的不同手段来捍卫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党的利益与阶级的利益在历史关键时刻发生冲突的时候，党将不惜牺牲阶级的利益来保全自己得既得利益，党将与阶级为敌。

在战前环境下，这种唯议会主义或议会至上主义战略的进展还算顺利，等到大战爆发后，形势急剧变化，其巨大危害暴露无遗。社会民主党的唯议会主义战略最终非但没能获得胜利，反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它相信单凭议会手段就能够赢得多数，但这始终没有变成现实；它将赢得议会多数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当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内与议会外相结合的斗争方式能够获得议会多数的时候，他却阻挠这一目标的实现；它反对对资产阶级施加暴力，却勾结资产阶级对群众施加暴力；它致力于无产阶级的团结与统一，但是当无产阶级不再追随它时，却不惜在无产阶级内部制造分裂和仇杀；它把固守合法性当作行动的基础，但是最终它却被资产阶级剥夺了合法存在的权利。社会民主党的唯议会主义战略遭到了完全的彻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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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爆发后，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支持和随后对俄国革命的敌视，造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1917年，被开除的少数派组成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里面鱼龙混杂，考茨基等代表着右翼，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斯巴达克派是该党的左翼中的左翼（后面我们将会看到，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德国革命中远不能起到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那种作用）。另外，从大战后期开始，柏林工人群众越来越受新成立的革命工长组织（又译做工厂委员会）的影响，革命工长组织主要由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控制。社会民主党在分裂后则继续坚持护国政策，战争末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社会民主党的两位主席）们还直接加入到政府中去帮助统治阶级稳定残局。
1918年11月9日，十一月革命（5）爆发了，柏林的工人和士兵自己起来推翻了霍亨佐伦王朝的统治。第二天，仿照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柏林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6）成立，并在全德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召开前代行其职能。（7）社会民主党在苏维埃占据了多数，苏维埃授权社会民主党组建临时政府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这也是模仿苏俄）。艾伯特们知道自己在激进工人中缺乏支持，便拉拢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全权代表委员会。李卜克内西加以拒绝，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导人接受了邀请，将自己与艾伯特们绑在了一起，抬高了艾伯特们，贬低了自己。苏维埃和全权代表委员会宣布德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苏维埃德国已经建立起来。（8）德国革命开端阶段所达到的高度其实超过了俄国革命，一上来就是苏维埃单独掌权，不存在苏维埃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双重政府并存的阶段。

虽然苏维埃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并不巩固。革命将往何处去？德国将往何处去？

艾伯特们口头上拥护苏维埃和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竭力使历史倒转回去。尽管他们仅仅是由于受惠于群众议会外的直接行动才得以掌权的，但是他们仍旧反对群众的直接行动，反对群众直接行动的组织产物苏维埃。战前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群众议会外直接行动的反对和阻挠，到艾伯特们这里已经发展为敌视和仇恨。

艾伯特们并不敢公开反对苏维埃和社会主义（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事物，苏维埃赋予了社会主义以具体内容），这样做会立即被群众抛弃。他们采取了另外一个战略，那就是借全民性的立宪国民议会来否定阶级性的苏维埃。面对苏维埃已经掌权的既成事实，艾伯特们宣称其只是一个阶级组织，还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只有经过全民性的立宪国民议会的批准后才能最终确立合法性；德国是不是实行苏维埃制度，应该由国民议会来决定，由全体德国人民投票决定；在获得批准之前，苏维埃应该自我克制，自我约束，也就是自我取消；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无产阶级没有继续扩大在议会外已开始了的直接行动的权利。艾伯特们诡称道，只有这样才是遵从“民主”原则，否则就是图谋少数人的“专政”。要么一切经过国民议会，单纯依赖议会道路，要么就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就是少数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9）

艾伯特们的主张貌似有理，但是这样的两难选择并不存在。

首先，无产阶级有必要、有权利在议会之外直接行动，有必要、有权利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巩固和壮大苏维埃。表面上看，一切经过国民议会似乎是不偏不倚、颇为中立的，既不偏袒资产阶级，也不偏袒无产阶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首先不是因为其拥有的议会多数，而是因为其在议会外的统治事实。（10）十一月革命后，旧的王朝统治被推翻，资产阶级失去了昔日的最高政权守护者，但是他们在议会外的统治，也就是在经济社会司法行政领域以及更小程度上在军事领域的统治，还完好无损或只是稍受冲击。此时阻止苏维埃运动的深入发展，实际上就是庇护资产阶级在议会外的统治。难道只许在资产阶级骑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情况下进行选举，就不许在无产阶级将资产阶级掀翻在地的情况下进行选举吗？资产阶级凭什么有这样的特权呢？反过来讲，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如果说苏维埃不具备合法性的话，那么资本的统治也同样不具备合法性。艾伯特们果真要将其一切都要经过国民议会批准的原则贯彻到底的话，那么就不仅要工人阶级和苏维埃进行自我约束，资本同样也要遵从这一约束，在国民议会裁决资本是否有权利存在、也就是是否有权利统治一切之前，资本也要放弃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将自己的一切权力交出来。但是事实上，艾伯特们只是将这一约束加在苏维埃头上。艾伯特们的所谓一切经过国民议会的主张背后，实际上是借口议会多数压制无产阶级的议会外多数——苏维埃，只许资产阶级在议会外占据多数，不许无产阶级在议会外占据多数，阻止无产阶级的议会外多数和议会多数结合起来。

其次，无产阶级不仅有权利建立和扩大苏维埃，有权利拒绝坐等国民议会的决定，而且这样做也绝不会像艾伯特们宣称的那样会导致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与议会全民民主不同，苏维埃这一新型的议会外阶级民主，使民主在广度（由政治而经济）上和深度（由间接而直接）上都得到了扩展，其内部的民主性自不待言。不仅如此，苏维埃完全可以和国民议会结合起来，议会外民主完全可以和议会民主结合起来，议会外多数完全可以和议会多数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一项事物或行动获得合法性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或方式。通常是先征得议会的批准认可，然后再行动。另外一种，就是先付诸行动，然后再获得议会追认。对于苏维埃这样的新生事物，通过第二种方式获得合法性更是情理之中。

在已经建立苏维埃、初步形成议会外优势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对抗艾伯特们的战略应该是用议会外多数促成议会多数，通过坚决巩固和壮大议会外多数，影响和感染更多人的倾向和情绪，进而由议会外多数转变为议会多数。（11）这就要求无产阶级能够冲破艾伯特们的阻挠，彻底清除、推翻资产阶级在议会外的统治，真正做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使无产阶级的统治变得不容动摇。无产阶级将自己的强大力量和坚定意志完全展现出来后，会促使本阶级中残余的动摇分子和介于资产阶级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转变为苏维埃的支持者，议会外的多数将转化为议会多数。资产阶级已经被苏维埃踩在脚下了，有什么理由能让群众继续支持他们和反对苏维埃呢？由于无产阶级本来就占据德国人口的多数，此时召开国民议会，不仅在议会外，而且在议会内，无产阶级都将占据多数。毫无疑问，议会将会批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既成事实，议会全民民主将授予议会外阶级民主以合法性，“民主还是专政”的两难选择也就不会产生了（在一个现代议会制国家，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获得议会多数开始执政，但是即使如此，也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资产阶级必将会发动叛乱来推翻合法的工人政权，不要忘记多尔富斯、佛朗哥、苏哈托、皮诺切特这些例子。工人阶级单凭议会手段根本无力镇压资产阶级的叛乱，必须依靠自己在议会外的直接行动，而坚决的议会外行动必然导致苏维埃的成立。无产阶级将通过苏维埃镇压资产阶级的叛乱，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然后对之实行自我管理。此时，权力的重心也将由议会转到苏维埃手中。无产阶级推翻资本获得解放，大致可以通过如下三种途径。第一，通过苏维埃在议会外先掌权，遭到议会反对，苏维埃推翻议会自行执政，如俄国革命；第二，通过苏维埃在议会外先掌权，议会再加以追认、批准；第三，无产阶级先控制议会，进而再组建和依靠苏维埃来击败资产阶级的叛乱，开始对社会进行全面自我管理。殊途同归，要想完成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最终必然需要走上苏维埃的道路。）。反之，在国民议会召开前，如果无产阶级在议会外与资产阶级进行的争夺中遭到失败，苏维埃被粉碎，那么国民议会将会产生另外一种结果。由此可见，艾伯特们的主张纯粹是迷惑无产阶级的诡辩，德国面临的选择根本不是什么“民主（即国民议会）还是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主导的国民议会还是资产阶级主导的国民议会？”，或者说是“苏维埃主导的国民议会还是志愿团主导的国民议会？”。

艾伯特们虚构了这一两难选择来将革命引入歧途，至于他们自己，与他们对工人的要求相反，他们从来就不把希望单单寄托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上。艾伯特们不断地将权力攫取到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手中，力图完全架空苏维埃。除此之外，艾伯特们准备一有机会就对柏林工人进行武力镇压，从组成临时政府的那天晚上起，艾伯特便就此与德国军方首脑——应该是前霍亨佐伦王朝军队的残余部分的首脑——建立了秘密联络。兄弟相争，竟不惜引仇敌为援。

12月16——19日，第一届全德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召开。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张国民议会的选举应该尽量后延，等革命得到巩固以后再举行。但是社会民主党占据了多数，大会决定尽快也就是于一个月之后的1919年1月19日，进行国民议会的选举，德国政体将任由国民议会决定，苏维埃将听从国民议会对自己命运的裁决，而不是坚决要求国民议会必须接受自己。

艾伯特们赢了第一局，但这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国民议会是不会在真空中召开的。如前所述，国民议会的结果，取决于其选举和召开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进行的，或者说其选举和召开是由什么样的力量所支配的。是在群众力量继续壮大，革命情绪持续高涨的情况下进行，还是在群众力量被压制，被击垮，情绪消沉士气低落的情况下进行？两者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是前者，国民议会必将会做出追认苏维埃统治的合法性的决定。

就在苏维埃做出了自杀性决定的同时，几十万柏林工人正在会场外高呼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进行抗议。无产阶级的力量并没有随着全德苏维埃大会的一纸决定而烟消云散，群众的情绪还在继续激化，苏维埃大会的决定随时可以被改变。

艾伯特们很清楚这一点，不击败柏林的工人，国民议会的召开就不会产生满意的结果。因此他们并不静待国民议会的召开，而是争取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就制服柏林的工人。但是在整个柏林，艾伯特们影响甚微，他们既受到群众敌视，又缺乏忠于自己的武装，慑于群众的力量，反动武装一直不敢进入柏林。要达到目的谈何容易。

12月24日，作出召开国民议会的决定还没几天，艾伯特们所能控制的少数兵痞就企图解除驻柏林的部分革命水兵的武装，不料此举竟被水兵和工人击退。艾伯特们颜面丧尽，庆幸的是水兵和柏林的工人没趁势把他们推翻。迫于群众压力，独立社会民主党退出了联合临时政府。艾伯特们陷入孤立，一筹莫展，但是又没有别的出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柏林工人挑衅。一次偶然事件引发了艾伯特们与柏林工人的决战。

1月4日，艾伯特们又作了一次尝试，免去了柏林警察总监艾希赫恩的职务，艾希赫恩是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深得柏林群众的支持。工人群众被艾伯特们的挑衅激怒了，革命工长组织号召群众于次日进行武装示威。1月5日下午，约有五十万人听从召唤手持武器走上了街头。要么不要轻易地呼唤群众上街，要么一旦开始就坚决果断地干到底。但是，面对自己召唤来的群众，领袖们没有做出任何实质决定。到晚上，工人自发地占领了报社、出版社、电报局等机构后，起义事实上已经开始。见此情景，革命工长组织才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号召推翻艾伯特政府。

做出这样的决定以后，领袖们本应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将决定付诸实施。但是他们却优柔寡断，畏首畏尾，谋而不断，断而不行。次日，数十万群众继续集合在街头等候发起进攻的指示。此时，艾伯特们困守在政府大楼内，缺兵少卒，坐以待毙，闯进去将其逮捕易如反掌，即可大功告成。面对此情，艾伯特们吓得魂飞魄散，真可谓惶惶不可终日。（12）但是领袖们却仍旧犹豫不决（其内部分歧不详）。见领袖们迟迟没有行动，艾伯特们便对其大讲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呼吁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借此来拖延时间，期待事态发生转机。作为手下有五十万武装工人的领袖，革命委员会的多数成员，竟然决定与这些命悬己手者谈判。（类似的场景在古代历史中经常可以看到。造反的农民包围了贵族的城堡，贵族们假惺惺地宣称，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武，不要胡来，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于是农民纷纷回家。等援兵到来后，贵族便立即对散去的农民进行屠杀）。

革命工长组织的成员主要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斯巴达克同盟并没有积极地参与一月事件，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人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的。卢森堡本人并不看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事实也是如此，因此拒绝与他们一起行动。当领袖们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卢森堡大声疾呼要赶快行动，否则就会面临可怕的失败。可惜无人理会。（13）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群众的热情是不会持续太久的，他们在大街上已经苦苦等待了两天。最后，在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一月严寒的双重夹击下，群众逐渐垂头丧气，四散回家。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在此刻，他们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无比强大，但是却仅仅因为领导的无能而烟消云散，化为乌有。（14）

1月7日，街头上的群众已经所剩无几。

见此情景，艾伯特们不再大讲团结和统一，中断了谈判，开始反扑。艾伯特们调动志愿团进入柏林，进行“总清算”。志愿团由旧军队中最反动的拒绝被遣散的残余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分子组成，由资本家出资支持，按照艾伯特们的标准来说，没有丝毫的合法性可言。此前他们一直畏惧群众，哪敢染指柏林，如今群众已经散去，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

1月9日，遭受艾伯特们愚弄（15）的群众领袖呼吁总罢工和进行反抗，但是旋即又试图与艾伯特们谈判。群众对他们的优柔寡断和反反复复失望之极，响应反抗者无几。优势现在转到志愿团一边，他们对继续坚守在街头进行抵抗的工人进行了屠杀。1月14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志愿团卑鄙地暗杀（卢森堡成了那些蠢货们的牺牲品）。柏林终于恢复了秩序（当然还需要很多后续战斗，才能彻底打垮柏林工人）！自1918年11月以来一直在议会外占据优势的无产阶级被击败了，资产阶级绝处逢生。

苏维埃主导的国民议会没能召开，召开的是志愿团主导的国民议会。议会外斗争的结果决定了议会选举的结果。1月19日，在无产阶级遭到沉重失败的氛围的笼罩下，进行了国民议会的选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所获选票未能过半。资本主义德国获得了合法性。自1918年11月9日开始的苏维埃德国的历史结束了。

艾伯特们及各式各样的庸人们咬定，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证明当时德国人民的多数并不希望抛弃资本主义。其实不然，那只是志愿团获胜后才出现的结果。倘若一月事件中的获胜者不是志愿团，而是柏林工人，那么苏维埃将会改选，旧军队的残余势力将会被彻底肃清，包括皇室、军头、资本家和艾伯特们在内的战犯将受到审判，“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全德国将全面实现。此时国民议会也就是说德国人民的多数，必将会宣判资本主义德国的死刑，必将会赋予苏维埃德国以合法性。

艾伯特们还宣称一月事件是一场由斯巴达克派所预谋的少数人的暴动。如前所述，这既非是少数人——而是绝大多数柏林群众——所参与的，也不是一场密谋的结果 ——五十万人同时上街能是密谋所致吗？更不是斯巴达克派主使的。后来斯大林主义者解释一月事件时，称艾伯特们有意挑动柏林工人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发动起义然后借机进行镇压，这与艾伯特们出发点不一致，对历史真相所起到的混淆作用倒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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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们将资产阶级从革命浪潮中拯救了出来，但是资产阶级并不领情。一俟最危险的关头渡过，资产阶级马上就恩将仇报。十一月革命爆发后，战争后期德军的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兴登堡是名义上的）因为惧怕无产阶级的审判而逃到国外。1919年2月（即一月事件后）重新返回德国后，鲁登道夫说道：“革命派让我们都活了下来，这真是愚蠢之极。因为，如果我一旦再掌权的话，就会毫不宽恕。那时我要把艾伯特、谢德曼等一伙绞死，看他们的尸体挂在空中摇晃，心中毫无内疚”。（16）1920年3月，鲁登道夫与以志愿团为主力的右翼势力发动了卡普政变来回报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通过总罢工迅速地挫败了政变（17）。但是社会民主党不愧是“愚蠢之极”，他们不但不幡然猛醒，反而继续作着与资产阶级维持共识的美梦，政变者未受到任何惩罚，武装反抗政变的工人却遭到了镇压。政变失败后，鲁登道夫加入了纳粹党，成为希特勒的战友，志愿团分子则构成了刚刚组建的冲锋队的核心。

1921年尤其是1923年以后，德国政局逐渐趋于稳定。战后革命失败了，不过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完整地保留着，他们仅仅是被击退了，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是完全可能的。从革命中侥幸逃生的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恨之入骨，必欲斩草除根。另外，大战的失败，革命的惊吓，凡尔赛条约的枷锁，资产阶级所蒙受的这些羞辱，尽管纯属咎由自取，但是他们非但不自责自省，反而归罪于工人运动这所谓的“十一月罪人”。对报复和迁怒于人的发泄的渴望，令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敌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工人运动力量尚强，资产阶级只能被迫与之共存。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谁也不能立即彻底战胜对方，造成了一种不稳定对峙局面。

这种对峙状态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即使对峙中的双方都不愿或都无力打破这一僵局，那么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将其打破，逼迫双方进行决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使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并没有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凡尔赛体系只是暂时勉强将这些矛盾压制下去，这只会使其不可避免地在将来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资本主义既不会自动崩溃，也不会自动地再转化为长期的繁荣，危机的结局，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者之间谁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一个危机严重的资本主义德国，同时还身受凡尔赛体系的枷锁，根本无法承受与一个强大的工人运动并存这样的负担，除了将危机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头上，资产阶级别无出路。这就需要将工人运动彻底摧毁。只有在摧毁工人运动、解决国内问题之后，资产阶级才能重新完成军国主义化，重新进行一次世界大战来决定谁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先报复工人运动，再报复协约国，纳粹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也只有在具备这一系列的条件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才能摆脱长期危机的纠缠，开辟一个新的繁荣时代。也就是说，只有在工人阶级遭到毁灭性失败的基础上，世界资本主义才能重新恢复生命力。德国将要面临的选择，正如卢森堡被害前所预见到的：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主义。（18）

1929年危机爆发后，不稳定的对峙局面结束了。魏玛共和国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要么摧毁工人运动，要么被无产阶级推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当资产阶级决心要消灭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整个工人运动时，社会民主党却企图继续维持那种不可能再维持下去的妥协局面。面对资产阶级的步步进逼，他们不愿进行抵抗。既然放弃了抵抗，那就只能乞求通过让步来继续维持与资产阶级的妥协。让步，只有在对方愿意并且能够与你共存的情况下才会导致妥协，而当对方除了消灭你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且他们已抱定了这样的决心时，让步不仅不会奏效，反而只会增加对方的力量，削弱本方的力量，从而使自己的处境更趋恶化。如果说在十一月革命期间，社会民主党是在阻挠无产阶级在议会外对资产阶级的进攻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就是在阻挠无产阶级在议会外进行自卫。

1930年，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垮台。此后议会多数派政府在德国再也没能产生，一直由总统兴登堡任命政府。不过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仍旧十分强大，还继续控制着总工会和德国最大的普鲁士邦。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对政府将危机负担转嫁给工人的政策持“容忍”态度，由改良主义者变成了“不改良的改良主义者”，（19）变成了取消改良主义者。理由是如果反对现政府，就可能导致比现政府还要反动的纳粹上台。这种政策令他们失去了大批支持者，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纳粹的异军突起。1920年卡普政变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单纯依靠军事专政，根本无力与工人阶级相抗衡。（20）纳粹弥补了这一缺陷，纳粹既与资产阶级消灭工人运动的传统目标一致，又具有传统资产阶级所缺乏的群众基础。

与社会民主党的盲目坚持唯议会主义战略相反，纳粹坚信“占有街道是通往国家权力的关键”。（21）1929年危机来临后，他们正是通过议会外斗争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议会选票，短时期内就由一个小党派一跃而为议会第一大党。纳粹的选民主要是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危机中的小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强者将其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希特勒进行议会外斗争的首要武器就是冲锋队，冲锋队在议会外对社会党和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共产党最初由斯巴达克派组成。1920年10月，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主体加入到共产党中，其剩余部分在1923年与社会民主党合并）进行了坚决的挑衅和攻击，而社会党和共产党则是反击乏力。这使小资产阶级对希特勒极度敬畏，把他当作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将手中选票投给了他。社会党和共产党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整天被冲锋队撵得满街跑，又怎能吸引别人呢？议会外对抗的胜败决定了议会选举的胜败。

1929年以后的德国议会选举，传统政党全面退缩，除了纳粹党，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力量增长的大党，只是不及纳粹增长明显。面对纳粹的进攻，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若是采取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防守反击的战略的话，完全可以在街头上击败纳粹。（22）控制着经济命脉并有着良好组织的无产阶级，若是再具有坚定的意志，那么在其面前，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只是一伙乌合之众。打垮冲锋队以后，纳粹在议会选举中的扩张势头将转到无产阶级一边；同时，无产阶级将取代资产阶级和冲锋队成为议会外的主人，这必然意味着苏维埃运动也就是革命再次变成现实。打垮冲锋队将开启无产阶级统治德国的序幕。社会民主党作为议会痴呆症患者早已是病入膏肓，因此历史主动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可惜当时共产党已经完全斯大林主义化了，正在执行斯大林的极“左”的宗派主义的“第三阶段”路线，视社会民主党——而不是纳粹——为头号仇敌，因此根本不能承担此使命。结果，两党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彼此之间互不相让，势若水火，而当面对冲锋队的打击时却是除了逆来顺受之外没有别的反应。

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在政府内外的进攻的逆来顺受，进一步助长了资产阶级的气焰。1932年7月20日，巴本右翼政府违反宪法，剥夺了社会民主党在其大本营普鲁士邦的权力。工人群情激昂，准备一声令下立即出击，就像当年击败卡普政变那样。（23）但是社会民主党却命令工人：“必须保持冷静！普鲁士的局势还没有最后定局，我们还可以诉诸于国家法院！……保持纪律，不要受煽动的影响！现在每个真正的战士都必须保持镇静！揭露那些鼓吹罢工的挑拨离间者”。（24）看来战士的天职，不是战斗，而是逃避战斗！社会民主党就这样放弃了自卫的权利，将政权拱手相奉，“红色的普鲁士”不复存在了。（25）社会民主党自我安慰道，“为重建有秩序的法律状态”，并不需要在议会外对资产阶级的违法行径迎头痛击，通过“全力去展开竞选斗争”就足够了。（26）看来对敌人屈膝投降就是赢得群众尊重和支持的灵丹妙药！药效立竿见影。选举随即于7月31日进行，结果群众纷纷弃社会民主党而去，已占据数十年的第一大党的地位被纳粹夺走。这次投降使资产阶级克服了内部分裂，敢于把宝押在希特勒身上，此前他们还害怕让希特勒上台会引发与工人阶级的内战。

1932年11月选举再次举行，纳粹的扩张势头开始由顶点走上下坡路。1933年1月30日，资产阶级匆忙将希特勒扶上台，希特勒受命组阁。这对无产阶级来说意味着灾难降临，已无路可退。不过即使事已至此，反击的机会也不是没有的。希特勒政府只是总统制政府而非多数党政府，纳粹尽管是第一大党，但与其盟友加在一起也构不成议会多数，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选票加在一起要超过纳粹。上台后希特勒对总罢工仍旧是提心吊胆，不管是冲锋队还是国防军，对总罢工都是束手无策。（27）但是，社会民主党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不仅不奋起反抗，反而心存侥幸，幻想通过对纳粹俯首帖耳来换得苟且偷生的机会。“面对这个将要举行政变的政府”，社会民主党宣布自己将“牢牢地站在宪法和法制的基础上，并且一步也不离开这个基础……它将挑起斗争的责任仅仅留给它的对手”。（28）他们言行一致，完全做到了“一步也不离开这个基础”，就这样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直至1933年6月被查禁。时任党主席的奥托•威尔斯尤其无耻，希特勒上台后，他压制工人起来抵抗，声称只要放弃抵抗就能安然无恙，但他自己呢，却撇下群众，在纳粹的容许下，借口去国外进行交涉而溜之大吉。至于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则是在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后，面对镇压一枪不放，束手就擒，作鸟兽散。

面对两党的投降，希特勒趁热打铁，于3月5日再次举行选举，终于与其盟友一起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议会多数。纳粹冲锋队的核心，正是由当年杀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志愿团分子组成的。社会民主党自食其果，最终被自己所挽救与勾结的那些势力所摧毁。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唯议会道路的最终结局。

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在纳粹的镇压面前不战而降后，创立已达七十年之久并一度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德国工人运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世界无产阶级遭到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被摧毁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组织，随之还有他们反抗资本统治、追求自我解放的意志和信心，这是更为深重的危害。他们追随社会民主党以及共产党已达数代人之久，但这种长期忠诚和奋斗的最终结局，竟然是不战而降，竟然是在危急时刻被领导们弃之不顾而任由纳粹去践踏。在遭受这样的打击以后，还能期待工人阶级内心会产生与此不同的结果吗？这是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犯下的极大的罪恶。领袖们有时竟恬不知耻地将失败的责任推到群众身上，但是事实是，在纳粹上台前后的关键时期，广大群众都渴望着起来与纳粹进行斗争，只是由于领导们的阻挠才没有开展起来。无论如何领导们也洗刷不掉自己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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