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占总人口 5%约73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每五年一届的党代表大会在10月22日终于闭幕了。这次大会仅看到少许新政没有多少新闻价值。像全球中公开建立的政党的绝大多数大会一样这不过是像新闻媒体的马戏场而已，真正的决定早已提前制定好了。正如一名观察者提到的，准备在2012年接手胡温而新任命的两位候选人 ，“将不会对未来五年中国的发展产生特别的影响”。（Minxin Pei, 英国金融时报10月23号）
像电影临时演员的2200多名党代表聚集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按惯例来为高层领导的人 展现团结。
“我没有参加任何竞选活动。我不清楚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一位来自湖北省的代表供认道。一位来自财政部门的代表告诉南华早报，“我们银行推荐里六名候选人，其中五名当选。”

民主改革？
胡锦涛在报告中69次提到了民主，然而没有任何实质建议去削弱中共对政治权利的垄断。胡锦涛说必须坚持一个核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努力。
这就突出了中共战略家们所面临的两难局面：他们知道党越来越不得人心，并可能通过开放获得更多的民主形式的原则，同时他们也担心这可能释放出无法控制的政治压力从而使党失去权力甚至危及作为单一制国家的凝聚力。特别是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引发了人民的巨大不满。胡锦涛察觉到了这点，因此他在报告中也表示道贪污腐败现象威胁到党的生存。
但是除了告诫地方官员并迫使他们忍受政府的“道德“补习课之外，中共领导集体已证实正如其他迫在眉睫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样无力遏制贪污腐败。唯一的方法是借助党和国家官僚机构之外的社会力量并利用这种压力以遏制最坏的过激行为和在许多地区是一个彻头彻尾烂政府的犯罪活动。但是这个释放证实不可控制的解放性力量的想法让胡锦涛及其集团难以入眠。所以当群众爆发抗议土地侵权活动时，他们能通过例如抓住腐败的政府官员等方法迅速地用”稳定和秩序“来压到一切。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得到有限许可的官方媒体透露的贪污案件，但即便如此，这也已经受到诸多限制相比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时代。在迈向党代会之时数千家网站由政府的网络警察封杀（包括本网站） ，同时加强了对已知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骚扰和监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没有任何的“民主改革”！

两位候选人，两个派系
经过费力的暗箱交易，54岁的习近平和52岁的李克强进入了9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它拥有中共内部最高的权力。这意味着他们将在2012年当胡温下台时接手其职务，假设中共当时还在掌权。据BBC特派记者报道，“普通老百姓几乎不知道存在如此的两个人”。在选择过程中胡锦涛支持的李克强在习近平之后，这个引发了中国观察家们的种种猜测。这个排名现在意味着习近平将接替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领导人，而李克强则接手温家宝的总理职务。
习近平是一名“太子党”成员，其父习仲勋是毛时代的副总理。习近平在党内相比于胡锦涛他更亲近与江泽民。李克强是中国共青团的前任领导人（团派），那是胡锦涛的内部基础。“太子党”（或“上海帮”）和“团派”是党内的两个主要统治集团，他们通过微妙的安排来分享权力。
拥有像毛泽东或邓小平一样强力独裁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那时他们个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左右事态的发展和变化。目前的领导层的权威和社会支持都大大削弱降低，因此必须通过复杂的集体决策系统来进行统治。一些评论家将其与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相比，自民党的各大内部派系通过暗箱操作关键职务和影响力。
胡锦涛的团派掌握着各省政府、媒体和全国党组织。另一方面太子党有更强的经济地位，特别是在银行和对外贸易部门。由于太子党他们的特殊地位以及与高层的联系，他们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担任高职，然而团派成员则主要在内陆省份逐渐通过党机器来进行工作。太子党在上周的22名政治局换届中获得了7席，而团派获得了约占三分之一的8席。可是在政治上双方没有多少分歧——都主张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 。
“他们都以亲商著称”，一位CITYGROUP顾问评论两位新领导人的提升时说道，“我不能设想出一个更好的团体了”。

文化大革命
但是李克强和其导师胡锦涛更关心中国的新型社会问题更倾向于塑造“亲民”或民粹主义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太子党派系”更坚持新自由主义以及轻微地有开放的“民主改革”思想。可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这派的许多人自称其本源是“革命者”（即斯大林主义者），但习近平的父亲在80年代开创了中国的经济特区，通过降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并提供税收优惠和廉价土地以便来吸引外国资本。习仲勋在20世纪60年代被毛泽东整肃过并在狱中呆了16年，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折磨且被流放到农村。这因此不足为奇今天的许多太子党深恶毛主义并坚决不愿再中国重走这条旧路。他们在中共党内近乎于是“反共产主义”。在 1980年代习仲勋告诉邓小平：“我们需要对中国进行改革并实施经济特区，尽管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走上血的道路。我愿为此承担责任。”
之前习近平是浙江省的党委书记，在他的省里私营商业部门占到就业的 90%。习近平强调招募私营部门的商界领导人进入中共，他认为大约有20000人。他是“企业家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候选人”，中国问题专家ChengLi在今年10月的《外交政策》中说道。“在他管理的省份中习近平特别提到促进私营部门发展。他类似的政策是优先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市场自由化，”他又补充道。
习近平在一年前升迁至上海取代因特大贪污丑闻而被解职的陈良宇。陈良宇在上星期的职工党代会上被批准驱逐出党，他现在面临刑事指控他涉嫌挪用数十亿的上海市养老保险基金。
陈良宇也是前主席江泽民的“上海帮”成员之一，赶他下台在党内进行了长期的谈判以致不破坏派系间的平衡。在这突击行动过程中副主席曾庆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之前是政府中“上海帮”最有势力的代表。曾庆红在在这次党代会上退休了，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关键的暗箱交易——以确保习近平提升到李克强之前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

上海股票综合指数在一周长的执政党代表大会期间内第一次越过6,000点这个标杆。以作为17大召开的标志，“稳定的发展”，中国的富有阶层和权力阶层处在一片庆祝气氛之中。但对于工人和中国仍然贫穷的大多数人而言，则完全又是另外的一个故事。

“甚至他们的政策也是优先为富人们准备的，”一个上海小店主提到17大的时候。“我所见的是通过非法手段富裕起来的人们寻求渠道将他们的财产变得合法。如何达到这一目标？通过政策和法律,”这男人如此告诉《国际先驱论坛报》(10月20日)。 该报的资深记者,HOWARD FRENCH，发现“针对中共领导人的怀疑和直接的不满出现在上海的街道上”。

在北京，一个建筑业农民工告诉《亚洲时报在线》，“我对于这领导层没有什么期待的。参加大会的代表称他们自己为‘人民的’代表，但他们过的是特权者的生活。”

社会主义活动分子邹李告诉中国劳工论坛，“胡锦涛主席在他的报告中只有一次提到了‘工人阶级’。中共内部没有派系能改变中国，”他说道,“他们将会继续攻击工人阶级。”

“5,000年未有之盛世”

然而,随着经济增长率达到12%，是1995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将在年底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实体(虽然中国经济消耗的能源四倍于德国)，一些中国官员把现在的经济表现说成是“5,000年之未有”！

这种自大感在国家的精英阶层内随着他们的金融力量被股票和房产价格的泡沫性增长而推动变得日见清晰。在北京的大会闭幕之前，传来消息北京的中信集团并购了纽约的金融公司BEAR STERNS，用加拿大《全球邮报》的话来说，这是“中国进入华尔街中”的一个举动。

在与美国第7大投资银行BEAR STERNS的交易之前一周，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民生集团刚进行了一个类似的交易而并购了以加州为基地的借贷公司USBC控股公司。就在上周中国工商银行宣布进行中国对外国市场最大的投资,购买了非洲最大银行南非标准银行的20%股份。随着中国金融资本为了寻求金融专业技术和金融利润而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活跃，类似的交易在迅速增长。一些评论家说道中国热钱的“风暴”正在席卷其他市场。

当他们的西方伙伴正在感觉到美国为首的信贷危机而带来的寒意，中国公司由于2005年以来股市达6倍指数的泡沫性增长而能够投入大量资金。这类似于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的巨大投机泡沫。上海-深圳资本化的股票市场在九月底达到25万亿人民币(3.4万亿美元)-大约等于118%的中国 GDP。以市场的资本化为基础，在这一扩展速度比率下，本年年底前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股票市场,。

“危险和泡沫”

这一投机的狂欢为中共的政策所驱使。股票市场的迅速上升在于2005年开始的, 当时中央政府引入股权分离政策以便在国内股票市场释放更多的股票而便于将前国有企业进行交易（投机）。这起始于近两年来似乎几乎永无止境的的世界上最大规模和最赢利的公开募股举动（IPO），大多数国有公共事业和银行都在排队上市增加它们的市场曝光率和推升可动用资本积累。到今年为止中国占据了整个世界市场35%的公开募股票，从而使它位居世界第一。

同时一个平行的地产市场的泡沫也被发展起来，从2001年以来多数主要城市的房价都翻番了。在南方都市深圳，房价现在几乎和边界另一边“第一世界”的香港一样高。尽管事实上香港的人均收入是深圳的四倍。由于投机盛行，普通中国人已经被排除在了房产市场之外。在泡沫破裂的时候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与在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发生的现象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现在中国城市房屋90%以上是私有的，这一比例比许多欧盟国家都要高得多。

经济学者对于股票和地产的双生泡沫提出警告，但是一如往常如此的预言不会被注意到直到他们真正发生。在17大期间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主管们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对于银行业和更广泛的范围内的“危险和泡沫”的担忧。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在会议上声称：“开放和进一步融入全球资本市场中是正确的选择。”

中国新涌现的超级富豪们是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根据投行美林银行近来的调查显示现在中国有340,000个人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该报告同时声称中国现在有4,900拥有超过3000万美元净资产所谓的“超级富翁”。

富有的个人、公司甚至政府部门正在用从银行借来的钱豪赌于股市和房市，而中国的银行不象其他地方的银行仍然保持相当的流动性。这一潜在的寄生式的金融体制下是一个还没有完全爆发的系统的危机—整个制造业由于极端低的利润率导致银行利润极低。所谓“世界工厂”主要地是一个制造亏损的企业!结果是中国公司在 2007年上半年的利润的31%是来自所谓的非主营运作，主要是来源于资产投资。根据香港摩根史坦利的Jerry Lou的调查[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0月9日].

信用问题的爆发揭露了中国目前经济状况的一个决定性方面--中央当局丧失了对经济政策的控制。在今年前九个月内由国家银行释放的贷款--3.4万亿人民币已经超过2006全年3.2万亿人民币，而且使得中央银行全年2.5万亿美元的目标变无意义。新宣布的措施以限制银行借贷被设计来抑制非法贷款购买股票。这在中国以外主要是与风险投资基金相关，而在中国国内主要是国有公司操作，当然银行他们自己采取了多种秘密的方法。

狂热的股票市场投机已经推动八家中国公司进入全球顶级二十家公司中，这已经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美国只有七家进入前二十)。纽约上市的中石油现在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公司，紧随在美国公司Exxon Mobil后面。根据用户数量中国移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电话公司，而中国人寿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中国的工商银行以三千二百五十亿美元的市值使美国花旗银行黯然失色。

这种相对于其他市场爆发的信用危机的投机行为使我们很容易回忆起1980年代后期日本所存在的潜在的危机。日本的问题也是由于不可维持的股市和房产价格的泡沫而在1990年代破灭，使世界第二规模的经济体进入长达15年的经济萧条。这也类似于用东南亚四小龙经济在十年前所经历的一个更为戏剧性的崩溃。基于巨大的资产价格通货膨胀,过度投资泡沫和过度介入的银行系统,中国可能会面临一个类似于日本或者“四小龙”的情况，或者更可能是两者的一个混合体。

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随着迅速、愈加投机性的经济成长而带来的日益增加的贫富差距，中国已经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贫富相差最大的地区。而且贫富差距日见扩大：城市地区的收入是农村收入的3.28倍,尽管由于在2005年包括农业税的废除和为农村地区引入一个部分性覆盖的医疗保险政策而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但相对于2004年的城乡差别3.21倍仍然有了进一步上升。根据10月13日的《经济学家》报道，后一政策由于在中共17大会议上的大肆宣传而使政府的行为最多不过是个“暂时的止痛药膏”而已，同时也指出该保险政策最大的收益人是那些最富裕的农民。

根据最近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报告中国目前仍然有一亿三千五百万中国农民生活在每天1美元的“绝对贫穷”的标准之下。胡的一些政策原意图是弥补城市和农村间的差距但实际上情况变得更坏。政府的誓言仍然不能完全实现，所有的农村孩子应该受九年义务教育,促使许多地方政府无力支付老师的薪水而且强迫他们加速土地出售--虽然这是违法的--和其他私有化措施以提高收入。

有什么和谐?

温蕴超（音译）--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家，说道“我将直接抽他耳光如果谁说今天的中国是和谐的。随着不稳定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加示威的数量也在日益增长。”

根据公安部的统计，2005年全年中国出现87,000个‘群体性事件’。公安部报告称在2006年间抗议活动大概有20%的下降，但明显地失败无法提供细节数据。即使我们接受最新的政府报告承认数据是正确的—这对我们而言是信仰上的巨大飞跃—但这些数据仍然反映了相当高数量的社会冲突。

今年已经可以在富有的沿海区域看见数以万计的群众走上街头以抗议环境污染，如六月份20,000多群众在厦门市的游行。由于当局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导致对于 “不合法孩子”的残忍打击而带来的刺激促使广西省50，000农民起来反抗并导致至少5人被杀害。仅仅在上个月数以千计的复员的军人由于对于退役条件不满而至少在三个城市中发生了暴动。此外还存在数不尽的劳工争端以反对私有化和公司重组。七月份在四川省发生了近乎一个城镇的总罢工以反抗由于一个原国有水泥工厂被法国水泥巨头拉法基并购而导致的大规模裁减员工和退休金损失。在这场被大规模军事警戒而镇压下去的罢工中一名25岁的年轻女工割腕以示抗议。

同时学生的不满也在上涨中,1989年学生领导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对当局而言如咒语般的预兆仍然在游荡着。这一运动被整体性的不满、通货膨胀、腐败丑闻和对于基本民主权利的渴望而推动—这就正如昨天为今天所写的一般！

政府规定控制在(2006-10)五年计划期间对于政府公职人员人数规模在六百五十万以内，从而导致了大学毕业生的大规模失业。去年在四百十三万大学毕业生中有一百二十万人没有找到工作，今年将有另外一百五十万毕业生加入到失业的队伍中。而这些事件的变化在五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通货膨胀再度浮现，食品价格在今年上半年上升了13%，在深圳和北京等地的数个城市发生了学生在食堂内静坐抗议等事件。政府已经命令大学行政当局不准在食堂涨价或者减少分额惟恐发生进一步的抗议,但是—并不像最近重新加强价格控制的俄国政府—已经通知省政府不要干涉由‘市场力量控制’的价格设定。

中共当局对于在17大期间发生抗议的恐惧是明显的，令人惊讶的840,000‘志愿者’被动员来帮助警察使首都的街头不发生抗议。

“我们的周边感觉就象回到了公社时代—所有老年人和失业人员都戴上了红袖标并观察他们的邻居们”一名北京市民告诉北京《青年日报》。这一动员明显是为了明年奥运会而做的演习，当局对于明年大规模抗议可能引起的全球媒体关注而感到担心。但是被临时“贿赂”的退休人员和失业人员为了一些额外的现金而表现的象一个街坊特务一样并不意味着中国当局拥有稳定支持的社会基础—而且这还是在首都！

孔夫子代替毛泽东

胡锦涛在他对党代会所做的公开演讲中提及上述问题时候说到了存在“社会分化”。但是他的政府几乎没有做什么去解决相关问题，除了提出所谓“和谐发展”形式上的口号和与之相伴的一些表面文章。这一说法和其他胡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厚颜地从孔夫子思想中借用而来的，这一远古的中国统治哲学教育人们服从、爱国和‘保持秩序与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而罢工和民众抗议通常在“稳定”的名义下被粉碎。

胡的理论—陈腐的所谓“和谐”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在这次党代会上被列入党章中代表着中共的意识形态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斯大林主义）日益蜕化。即使在中国的学校课程中也是如此,胡直接干预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用他自己标榜的儒家观来替代它。

“在大学里四本新的政治思想教科书代替了旧版的六本书,其中许多内容强调爱国主义和服从法律，”邹李告诉中国劳工论坛。“现在只有一本书还提及马克思主义而其中一半以上的内容是关于他的哲学理论，更少的部分是关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义理论的，而即使这部分也被大学和教师们有意忽视。”他补充道。

在实践中,数年以前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于政府的政策就已经没有任何真正影响力。但是这次党代会上却标志着中共的宪章开始进一步向“儒家化”的变化。对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在中国的革命传统上，儒家思想一直是被认为反动的，无论是对于1921年的中共创建者们，还是对于毛和1949的革命者们，甚至是对于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主义先锋们也是如此。

综合以上观点，17大党代会上的宣言进一步说明了一个曾经看起来强大到不可克服的政党和政权正在逐步滑落。而且今天正在重新构造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越来越不愿意屈从于执政党的意志。胡“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的口号出现在各地的官方媒体中，但越来越少被得到关注。如同香港《南华早报》(10月16 日)的一名专栏作家所指出的，“大陆社会实际上是世界上除了那些被战争所蹂躏的国家以外的国家中在最不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