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主义——自由贸易主义的理论运动——理论的工团主义。（1）必须研究理论的工团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导源于实践哲学，又在多大程度上导源于自由贸易主义的经济学说——归根到底也就是自由主义。因此必须研究，经济主义，在其最发达的形态上，究竟是不是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产物，就其起源而论，同实践哲学根本没有什么渊源——即使有点联系，那也只是外表上的、纯粹术语方面的联系。

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去研究伊诺迪同柯罗齐就柯罗齐所写的《历史唯物主义》(1917年)新版序言而进行的论战。(2)对于伊诺迪所提出的必须重视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哺育下所产生的经济史文献的要求，可以这样来满足：指出这种文献由于在外表上易于同实践哲学相混，于是产生了经济主义；因此，当伊诺迪批评(老实说，很不中肯)某些经济主义的蜕化变质现象时，他忘记了一条古老的格言：切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由贸易主义同理论的工团主义在思想体系上的联系在意大利表现得特别明显，兰齐洛之流的工团主义者对帕雷托的吹捧是人所共知的。（3）不过这两股思潮的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属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后者属于目前仍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集团，这个社会集团至今也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可能性以及自身发展的途径，因而不知道如何来摆脱这种原始状态。

自由贸易主义运动是以错误的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这种错误理论的实践根源是不难弄清楚的；它是以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划分为出发点的，把这种划分看作是并且表述为有机的划分，其实

这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划分。因此硬说经济活动属于市民社会，国家不应干预对经济活动的调节。然而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市民社会同国家并不能彼此分家，必须认清自由放任也是一种以立法和强制手段加以推行和保护的国家“调节”。这是一种目的明确，深思熟虑的政策，而不是什么经济事实的自发的、自动的表现。因此，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乃是一个政治纲领，目的在于——如果一帆风顺的话——改变国家领导人员的人选，改变国家本身的经济纲领——换句话说，就是要改变对国民收入的分配。

理论的工团主义情况不同，这里面所涉及的是一个从属的社会集团。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这个从属集团不可能在未来变成统治集团，也就是说，它在自身的发展中无法越出经济—团体阶段而进入取得市民社会的伦理—政治领导权阶段，从而上升为国家的统治集团。至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它所涉及的是统治阶级中的某个派系，他们所希望改变的不是国家的结构，而只是政府的政策；他们希望改革贸易立法，但对工业立法希望只通过间接方式实行改革(不能否认，保护贸易制度，特别对那些市场狭窄的国家来说，会限制创办工业的自由，而且有助长垄断组织产生的副作用)。他们最根本的要求，说到底是统治阶级各党派轮流组阁执政，而不是建立和组织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更谈不上建立和组织一个新型的市民社会了。至于说到理论的工团主义运动，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尽管它声称代表从属集团的利益，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就在这个运动中，从属集团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成了统治阶级精神领导权的牺牲品，因为理论的工团主义本身就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方面—一面有人还断章取义地从实践哲学寻找理论根据(实际上成了陈词滥调)来为之辩护。为什么说成了“牺牲品”?又怎么样成了“牺牲品”?从属集团之所以被排除成为统治集团，有以下种种原因：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费边主义，德．曼（4），大部分工党党员)，或者提法不当，不起作用(一般说来，各种社会民主党流派都这样)，或者认为阶级社会可以直接向工团主义经济的，完全平等的社会飞跃。

经济主义对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各种意志表现、行动表现或首创性表现所抱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很奇怪的，——仿佛这些表现并不是经济必然性的有机产物，而且也不是经济的最有影响的表现似的。因此，一具体提到领导权问题，就把它说成是谋求领导权的集团必须作出让步的问题，那样的看法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对各个未来的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和倾向必须予以考虑。必须达成某种妥协以求得均势，——换句话说，领导集团要作出经济—团体性质的牺牲；这些固然都是领导权问题所包含的前提，但同样无可置辩的是，这种牺牲和妥协决不可触动根本；要知道，领导权虽说是伦理—政治的，但也必然是经济的，它的基础必定是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核心决策方面所起的决定性职能。

除了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和理论的工团主义以外，经济主义还有许多其他的表现形式，各种形式的选举弃权主义即是其中之一(典型的实例为意大利教权派自 1870年以后奉行弃权主义，该派从1900年以后直到1919年以及人民党成立前的这段时期内势力日见衰微；教权派所说的现实意大利与法制意大利之间的有机区分，其实是经济领域与政治—法律领域之区分的翻版)；此外还有可以称作半弃权主义、l／4弃权主义等等的形式。同这种弃权主义有联系的，是“愈糟愈好”的说法以及某些议会党团的所谓议会“不妥协”原则。（5）经济主义并非总是反对政治行动和政党，但只把政党看作是同工会性质差不多的教育组织。在《哲学的贫困》里有这样一段话：社会阶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每个工会会员不再只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而且也为捍卫和发展该组织本身而斗争；[请参阅原著的确切表述。（6）《哲学的贫困》代表着实践哲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可以把它看作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发展，而《神圣家族》——一部有感之作——则代表着两者之间依稀可辨的过渡阶段；这一点从论述蒲鲁东尤其是法国唯物主义的章节中看得很清楚。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那一章实际上完全是在论述文化史——不要像一般所解释的那样，把它看作理论探讨——，应把它看作文化史，这样较妥。记得有人说过，《哲学的贫困》里对蒲鲁东以及他的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所作的批评，一般说来，也可移作对焦贝蒂以及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黑格尔主义的批评。虽然蒲鲁东和焦贝蒂事实上分别代表着两个非同质的政治—历史阶段，但出于上述理由，把他们相提并论进行比较也许是意味深长而颇能说明问题的。]这段话可以作为研究经济主义、了解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

重要参考。在这个问题上还应该重温一下恩格斯的表述(见他论述实践哲学的两封信，这两封信已译成意大利文公开发表)：经济只是“归根到底”的历史的主要动力；应该把这个说法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那段话直接联系起来：人们是借助于意识联想来认识经济领域里的冲突的。

在这些札记中从各种角度论述了实践哲学的传布范围远比一般所承认的要广泛得多。这一论断如果是指历史经济主义(洛里亚教授如今就是这样来称呼他那多少有点欠条理的理论的)得到了广泛的传布，以及自实践哲学开始斗争以来文化局面为之彻底改观而言，那么它是正确的。可以借用柯罗齐的术语这样说，这个在“自由之宗教”的胎胞里成长起来的最伟大的异端，本身也象正统的宗教一样，蜕化变质了，变成了广泛流传的“迷信”，也就是说，同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相结合而产生了经济主义．但是还应该考察一下——对照那如今已经完全衰朽的正统的宗教——，这种异端迷信是不是始终真正保存着酵素，使它有可能以高级宗教的形式而再生，换句话说，迷信的渣滓是否真正易于清除。

关于历史经济主义的几个特点：l．在探索历史联系时，对“相对地经常的”事物与暂时的起伏不加区分，把经济现实看作是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而且是直接意义上的和“卑污的犹太人的”意义上的私利。换句话说，它不重视经济的阶级构成及其固有的关系，而满足于推究卑鄙的高利贷式的私利的动机，特别是当这种私利表现为构成法律上确认的犯罪形式的时候；2．关于经济发展可以归结为劳动工具的技术变革过程的学说。洛里亚教授于1912年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那篇论述飞机的社会影响的文章，提供了运用这种学说的绝妙范例；3．关于经济发展和历史发展直接取决于某个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变革的学说，而所谓生产要素的变革是指发现某种新原料或新燃料等，因而必须采用新方法来设计机器的结构。近年来研究石油问题的论著大批问世；在1929年5月16日的《新文选》上发表的安东尼奥．拉维奥扎的文章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论是可供加工的新原料的发现，或是新燃料新能源的发现，当然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可以改变个别国家的状况，却决定不了历史的进程，等等。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人们在反对历史经济主义，却自以为是在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例如1930年l0月10日的巴黎《展望》报上(转载于1930年10月21 日的《外国报刊每周评论》上，第2303—2304页)的一篇文章就是如此，可以作为典型引述如下：“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战后，我们一直听到这样的论调，说私利统治着各个民族并推动世界前进。这个论调的发明者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还给它起了颇有点学说味道的名称‘历史唯物主义’。按照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群众的人所服从的是经济的必然性，而不是人们自己的激情。政治是激情；爱国也是激情；这两种至德（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是历史的表面现象。他们说。多少世纪以来的各国人民的历史实际上要用变动不居的、不断更新的物质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加以说明。他们说，经济就是一切。许多‘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替他们帮腔。他们自称能根据粮食、石油或橡胶的行情来向我们说明最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

他们煞费苦心要证明外交完全受关税和成本价格问题的节制。这套说明赢得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它们是以一种沽名钓誉、目空一切的怀疑论为出发点的，看上去有点象科学。什么外交政策的荣誉感?什么国内事务的责任感?得了吧!那套废话只能对付普通老百姓。伟人，内行人都懂得，一切都受借方和贷方的支配。现在看来这一切全是冒牌真理。把人民说成蝇营狗苟，唯私利是图，那是十足的谎言。人民最主要的动力是对威望的强烈向往和热烈信仰，这才是全部的真实。谁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什么也不懂。”这篇文章(标题是《向往威望》)接着提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说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是优先考虑威望而不受物质利益支配的例子。总之，这篇文章对实践哲学百般嘲弄，竭尽庸俗论战之能事，但实质上这种论战的锋芒却是指向洛里亚那一套十分粗糙的经济主义的。然而作者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论证也并不十分有力。他不理解“感情”可能只是经济利益的同义语，而且也很难使政治活动经常处于激昂慷慨的狂热状态。事实上作者本人就把法国政治描绘成严谨而一贯的“理性”政治，也就是清除了一切感情因素等等的政治。

实践哲学，在其最流行的经济主义迷信的形态上，固然可以在人民群众以及那些不肯多动脑子而又好出风头的第二流知识分子中间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但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却大大丧失了这种能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有不少人一厢情愿地以为，他们可以不付任何代价，轻而易举通晓全部历史，掌握全部政治的和哲学的智慧，只要把它们变成几条简短的公式就可以了。他们忘记了，人们是通过意识联想的形式而意识到根本冲突的那个论题，其性质不是心理的或道德的，而是结构方面的(指经济基础——译者)和认识论的；他们还养成了一种习惯，把政治从而也把历史看作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欺骗市场，一场戏法和魔术的竞赛，因此，“批判”活动无非是揭穿骗局，制造丑闻，打听头面人物腰包里有多少钱。

这样看来，有的人忘记了，既然“经济主义”也是说明问题时的一条客观原理(客观—科学的)，那么探索直接的私利就应该适用于历史的一切方面，既适用于代表 “反命题”的人物，也适用于代表“正命题”的人物。除此以外，有的人还忘记另一条实践哲学的原理：“民众信仰”以及类似这样的思想本身就是物质力量。探索 “卑污的犹太人的”利益有时会使解释上的谬误达到惊人和荒唐可笑的地步，从而给独创性思想主体(指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译者)的威望带来不良影响。因此，不仅必须在历史编纂学的理论方面，而且尤其必须在政治活动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反对经济主义。这条战线上的斗争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发展领导权的思想来进行 ——其实在发展政党学说的过程中，（7）以及在某些政党的实际经历中已经进行过这种斗争(如反对所谓“不断革命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对各种立宪主义思想的支持，到何种程度为适宜，(9)等等)。不妨研究一下，在某些政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它们的评价情况。可以作为典型例子的有布朗热运动(大致从1886年起到1890年为止)，或德雷福斯案件，甚而12月2日的政变(要分析研究，在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著作(10)中，对直接的经济因素赋予多大的相对重要性，对“意识形态”的具体研究又赋予多大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义在考察这些事件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发动这些事件使谁直接得到好处?”随即以既简单化又错误的推理方式作出了回答：直接得利者是统治阶级中的某个派系。为了万无一失起见，又进一步说明，指的是那个控制着全部经济力量并明显地具有进步作用的派系。这样说当然很保险，因为，该运动一旦得势，那么统治集团中的进步派系迟早会控制新政府，把它变成自己的工具，使国家机器最终成为他们谋求私利的手段。

所以说这种“绝对正确”的论调是毫无价值的，不但没有理论意义——就是从政治影响或实践效验来看也是微不足道的。一般说来，这种论调只是提供了一些道德说教和无穷无尽的人事问题。如果出现布朗热式的运动，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现实的分析：1．加入运动的群众的社会成分；2．这些群众对改变力量对比起了什么作用?(新运动的发生本身就是一个改变力量对比的过程)；3．运动的领导者所提出的并得到广泛支持的要求(口号)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这些要求符合哪些实际需要?4．所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所提出的目的?5．只有归根到底，从政治方面而不是道德方面，才能提出这样的假设：这种运动必然会蜕化变质而力另一种目的服务，这种目的根本不是参加运动的群众所追求的目的。经济主义者却不是这样，他们在还缺乏具体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就预先提出了这一假设 (也就是说这些依据本身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玄奥的“科学”分析的产物)。因而，这种假设看上去就象是对口是心非和三心两意等不道德行径的谴责，或者(就参加运动的群众而言)，则是指责他们幼稚愚蠢。于是就把政治斗争化为一连串的私人冲突——一方是拥有无所不知的神灯的智者，另一方则是死心塌地甘受自己首领摆布的愚不可及的群众。同时，在这种运动取得政权以前，总不免会猜测它们肯定成不了气候——而且事实上有些运动也的确以失败告终(布朗热运动本身已经破产，尔后又被如火如荼的德雷福斯案件运动所彻底粉碎；乔治．瓦卢瓦的运动，盖达将军的运动也统统遭到失败)。(11)因此，研究的方向应该是弄清楚这些运动的力量之所在和弱点之所在。“经济主义”的假设断言，有一种直接表现出来的力量因素——即获得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援(一家大报纸对运动的声援也是一种间接的财政支援)——并且自以为说得很透彻了。其实这样说还不够，因为分析力量对比，不论在哪个方面，最终不能不归结到领导权和伦理—政治关系问题。 [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0一1932年]

对于所谓的(议会党团)不妥协理论，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即对所称的妥协(12)原则上一律加以敌视，这种态度，要是从另一面看不妨称之为“怕担风险”。很明显，这种对妥协一概敌视的态度同经济主义有紧密的联系。因为这种敌视的思想基础不能不是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其性质与自然规律相似；同时也不能不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命定的目的论：既然有利条件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出现，并且会神秘地发生历史的循环重演，那么，不言而喻，任何旨在有步骤有计划地创造这些条件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主动行动就非但是无益的，甚而是有害的。不仅如此，伴随着这种宿命论的信念还有一种“由此而来的”倾向：盲目地和不加区别地依赖武装冲突的调整效能。诚然，这种倾向也有其一定的道理和逻辑性，因为它认为对意志的干预只是对破坏而不是对建设起作用(在破坏的同时也就在进行建设)。他们对破坏的理解是机械的，不是从破坏—建设的关系上加以理解，抱着这样的思考方式，自然不会去考虑“时间”因素，归根到底也就不会去考虑“经济”因素了。因为他们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因素总是落后于群众的经济现象，因而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因素的自发作用会由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因素而延缓，受阻、甚至暂时中断，——因此必须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斗争，借以唤起人们去理解群众在经济方面的迫切要求，这种要求有可能同传统领导的政策相抵触。必须始终掌握政治上恰如其分的主动权，使经济的自发进程得以冲破传统政策的重重束缚——也就是要改变某些力量的政治方向，这些力量必须加以吸收，如果想要成功地建立一个新的、团结一致的、没有内部矛盾的，政治—经济的历史联合体的话，要想把两股“相近的”力量合并为一个新的有机体，办法只有两种：不是通过一系列的妥协使彼此结成联盟，便是凭借军事力量强迫一方服从另一方；既然是这样，那么问题就在于一方是否拥有必要的力量，以及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这种力量。如果为了战胜第三者而使双方必须结盟，那么采取武力强制的可能性(哪怕真的具备这种力量)就纯粹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假设；而唯一实际的可能性是通过妥协。强制可以用来对付敌人，却不可以用在属于同一营垒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我们盼望能早日吸收到自己方面来，携手合作，精诚团结。[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2年]


本文注释

（1）列宁对经济主义作过多方面的说明，特别在《怎么办?》一文里，他说：“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就是要工人进行经济斗争(更确切地说是工团主义的斗争，因为后者也包括一定的工人阶级政治活动)，并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自由派一道去进行政治‘斗争’。”列宁提出了一个与经济主义相对立的理论，即建立一个先锋队的党的理论，这个党要使知识分子同工人联合，要“从外部”把社会主义理论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无产阶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的自发活动只能发展 “工会意识”。葛兰西所说的“理论的工团主义”实际上就是指“工团主义——意文"sindacalismo"既作“工团主义”解，又作“工联主义”解。在意大利工人阶级中有强烈的工团主义传统，在无政府主义者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中尤为突出。在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最初几年里所发生的好多起声势浩大的产业工人斗争中，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工人总是首先发难，特别在都灵，葛兰西在那里主编《新秩序》时期，一再抨击好多社会党人对这些工人所抱的宗派主义态度。另一方面，以阿尔托罗.拉布里奧拉为代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袖们至少在政治上是模棱两可的。拉布里奧拉在1915年时是干预主义者，虽然他本人后来成了反法西斯主义者，但其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袖有不少人却从国家主义走向了法西斯主义。葛兰西指出了这一过程同复兴运动时期以后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演变”的联系。第 352页

(2)卢易吉．伊诺迪(1874—1961)，杰出的自由派政治家和经济学家，1924—1925年参加过反对法西斯的亚文丁反对派，法西斯垮台后出任意人利银行总裁，后来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948—1955午)。柯罗齐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版于1900年问世，但在1917年柯罗齐又增添了一篇第三版新版序言，对撰写这本书的原因作了说明，即说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890—1900年这10年期间对意大利知识界特别是史学界产生了哪些好的影响。伊诺迪的评论文章发表在《社会改革》1918年7月一8月号，第415页。——第352页

(3)阿戈斯蒂诺．兰齐洛(1886—1952)，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写过一本研究索列尔的专著，1931年投靠法西斯，成为法西斯组合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帕雷托以其关于杰出人物的理论闻名于当今之世，但他也曾是一位主张自由贸易的重要经济学家和理论家。——第352页

（4）亨利．德．曼(1885—1953)，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他的《马克思主义之外》(1929年初版)显然是宣扬修正主义观点之作。1934年他草拟了一个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纲领，即所谓“德．曼方案”，1935到1938年出任政府部长，1946年，因他在比利时被占领时期同德国人合作，被判处徒刑。——第353页。

（5）在意大利社会党的旧不妥协派中，一部分人促进了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一部分人仍然留在社会党内，是“最高纲领’多数派。本文显然具体针对博尔迪加及其弃权主义等等而发。——第354页

（6）见《哲学的贫困》英文版第194—195页。——第355页

（7）指列宁《怎么办?》等论著。——第358页

（8）其实在1906年的《力量对比与前景》一文发表以前，托洛茨基并没有正式提出不断革命论。但在1905年他发表了一本题目叫《一月九日以前的时期》的小册子，有帕尔乌斯为之作序，其中提到：“俄国的革命临时政府将是工人民主政府……有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参加的团结政府”。这一观点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都不一致，盂什维克认为这场革命在性质上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社会民主党应采取弃权的立场；布尔什维克则恰恰提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列宁为了阐明这一思想而写的两篇重要文章(在《社会民主党的两种策略》一文发表之前)：《社会民主党与临时革命政府》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主要是同孟什维克进行论战，但在第一篇文章中有一段文字是赞扬帕尔乌斯的序言的，不过也提出其中包含有一定的错误，特别是关于革命临时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提法。列宁写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拥护的革命专政才能维持长久……。但目前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还是少数，只有联合半无产阶级和半有产者，即联合穷困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才能成为绝大多数。可能的和合乎要求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这样来构成，无疑会对革命政府的构成产生影响，势必要吸收革命民主的各派代表人物参加甚或领导政府。”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当然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2月革命后弃置不用的，但到20年代中期的党内大论战，特别是有关波兰和中国革命问题上，这个口号又被重新提出。—第358页

（9）指上一条脚注中所引列宁所说的“穷困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力量对比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这些阶层抱有民主的或“立宪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们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并把希望寄托在宪制改革上。同时参阅列宁在19l7年7月发表的《论立宪幻想》一文。——第358页

（10）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58页

（11）乔治．瓦卢瓦，法国法西斯主义思想家，本世纪初曾组织“蒲鲁东社”，索列尔就是该社的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效法墨索里尼，依靠退伍军人，组织了一个以“国家革命”相号召的运动，这个运动既敌视“布尔什维主义”，又敌视“财阀统治”。30年代，他信奉“趋同论”，认为美国和苏联都在向一种技术高度发达的、工联主义社会形态演变。鲁道夫．盖达将军是俄国内战时期高尔察克手下的捷克军团司令官，20年代因策划军事暴动而被免职，后来组织了一个法西斯主义的“争取选举改革联盟”，在192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大选中赢得3个席位。纳粹入侵捷克后，他想当傀儡政权的元首，不过纳粹显然对他不信任，因为他过去一直是个民族主义者，他的梦想未能实现。——第359页

（12）葛兰西在评论“不妥协派”时，锋芒往往好象也指向(本文即是如此)——甚至专门指向——亚马多．博尔迪加。博尔迪加也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中所批评的那类共产党人，该文第8章的标题为“不作任何妥协吗?’，本身就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第360页。